顯微鏡下的大明 序言

開門見山,先澄清一下讀者看完書後可能會產生的兩個誤會:

這本書不是小說,是歷史紀實;

我不是專業的明史學者,我是個作傢。

那麼一個以虛構為業的作傢,為什麼突然要寫這麼一本非虛構的歷史紀實?

這完全是機緣巧合。

2014年我和一位喜歡明史的朋友聊天,她講到萬歷年間徽州有一樁民間稅案騷亂,過程跌宕起伏,細節妙趣橫生,結局發人深省,這引起瞭我的極大興趣。

聽完講述,我意猶未盡,去搜尋瞭一番資料,發現關於這樁案件的資料實在太豐富瞭。當時的一位參與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書、信札、佈告、奏章、筆記等搜集到一起,編纂成瞭一本合集,叫作《絲絹全書》。在中國歷史上,很少有一個地方性事件能夠保存下來如此全面、完整的原始材料。

這樁絲絹案在《明實錄》裡卻隻有一句冷冰冰的記錄,但如果把《絲絹全書》裡的細節加入其中,整個事件就立刻變得鮮活起來。裡面的鉤心鬥角,裡面的人心百態,當時官場和民間的各種潛規則,簡直比電視劇還精彩。我們看到的,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,是一篇篇生動細膩的故事。

這種史學意義上的“起死人,肉白骨”,已具備瞭文學上的美感。

興奮之餘,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別人分享這個發現。可是對大部分人來說,閱讀原始史料太過困難,無法自行提煉出故事。我自己動手,把這樁絲絹案整理出來,用一種不那麼“學術”的方式轉述給大眾,遂有瞭《學霸必須死——徽州絲絹案始末》。

是文最初發表於我自己的微博,立刻引起瞭廣泛關註,讀者們的熱情程度讓我始料未及。我好奇地問他們,這篇文章到底什麼地方最吸引人?他們紛紛表示,這些沉寂於歷史中的細節太迷人瞭。

長久以來,歷史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,是燭照萬裡的規律總結,是高屋建瓴的宏大敘事。這雖然是正確的,但視角實在太高瞭,高到沒什麼人情味。即使有些講述者有意放低視角,也隻停留在廟堂之上、文武之間,關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,再往下,沒瞭,或者說記錄很少。

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,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,往往會被史書忽略。即使提及,也隻是諸如“民不聊生”“民怨鼎沸”之類的高度概括,很少會細致入微地描寫。

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說》為什麼名揚千古?因為他沒有泛泛地感慨一句“苛政猛於虎”,而是先細致地勾勒出瞭一個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——抓到瞭蛇,便弛然而臥;抓不到,就要被悍吏騷擾。讀者們看到這些細節,自然就能明白為何他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抓蛇,從而理解作者的深意。

《絲絹全書》的價值,也正在此。從官修實錄的視角來看,徽州稅案隻是一句簡單的記載,記下有這麼個事就夠瞭。可這起案子如何而起,如何演變,如何激化成民變,又如何收場,詳盡過程還得看《絲絹全書》才能瞭然於胸。

具體到每一筆銀子怎麼分攤,具體到每一封狀書怎麼撰寫,具體到民眾鬧事、官員開會的種種手段,具體到各個利益集團的辯論技巧,一應在目,恍如親臨。

寫完徽州絲絹案,我對這個領域充滿瞭興趣,隨後又相繼寫瞭《筆與灰的抉擇——婺源龍脈保衛戰》《誰動瞭我的祖廟——楊幹院律政風雲》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》等幾篇紀實。

幾篇紀實的側重點略有不同。在《學霸必須死——徽州絲絹案始末》裡,我們看到的是一項不公平的稅收政策,如何在諸多利益集團的博弈下發生變化;《誰動瞭我的祖廟——楊幹院律政風雲》講的是歙縣一樁民間廟產爭奪的案子,通過幾個平民的視角,見證瞭明代司法體系在基層的奧妙運作;《筆與灰的抉擇——婺源龍脈保衛戰》講的是婺源縣一條龍脈引發的持續爭議,我們可以看到縣級官員如何在重大議題上平衡一縣之利害;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》講的是大明黃冊庫從建立到毀滅的全過程,從中探討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。

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,通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片、某一個維度。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,但恰恰從這些“小”中,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“大”的意義。它就像是一臺顯微鏡,通過檢驗一滴血、一個細胞的變化,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。

這就是為什麼我給這本書起名叫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。我相信,隻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,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,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。

張立憲在評論著名紀實文學《巴黎燒瞭嗎?》的兩位作者時說:“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,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,這一點拉萊·科林斯和多米尼克·拉皮埃爾也做到瞭。”我對這句話心有戚戚焉,因此也效仿先賢,在這幾篇文章裡,盡量不去下什麼結論,而是忠實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出來,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。

另外,再次重申,我不是專業學者。

在研讀這些資料時,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瞭。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,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。比如說,明代采用兩京制,南京同樣設有六部,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。在絲絹案初稿裡,相關人等要去戶部上告,我下意識地認為是去北京戶部。後來在他人提醒後才知道,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,頗有實權。再比如說,在《筆與灰的抉擇——婺源龍脈保衛戰》裡,我算錯瞭一位縣令的年齡,以為他是個少年才俊,後來經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犯瞭計算錯誤。

要搞清這些問題,確保細節無誤,你別無選擇,隻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論文。

這些論文旁征博引,推論嚴謹,運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。每一篇論文,都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小問題,正好能回答我對某一處細節的疑問。許多篇論文匯總起來,就能在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,形成獨特的創見。讓你撥雲見日,豁然開朗。在研讀過程中,你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所謂“學術共同體”的存在,他們彼此支援、借鑒與啟發,一個學術成果引出另外一個,環環相扣,眾人拾柴,最終堆起瞭一團醒目的學術火焰。

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艷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,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瞭。比如徽州絲絹案,研究它的學者很多,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。隻可惜學術與大眾之間有高大的藩籬,彼此不通,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
從這個角度來說,我隻是一個轉述者、一個翻譯官。我的職責,隻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,用一種比較輕松的方式分享給大眾。

所以這本書的誕生,首先要歸功於這些可敬的學者。

在《學霸必須死——徽州絲絹案始末》中,我參考最多的是秦慶濤、章亞鵬、李義瓊、廖華生幾位老師的研究專著。其中秦慶濤將《絲絹全書》全書做瞭點校註釋,是整篇文章的基礎;章亞鵬、李義瓊兩位把徽州絲絹案放到整個明代稅收史中去,並從財政學角度進行瞭深入解析;廖華生從更宏觀的視角勾勒出瞭徽州府的基層政治生態。

其中李義瓊老師還花瞭寶貴時間,幫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嚴謹或疏漏之處。她是這樣說的:“希望你能用妙筆,寫出更加豐富的故事來,給大眾普及極富故事性的歷史知識,讓史學研究走向大眾。這,也是我的心願。”

廖華生老師更是提供給我更多的素材,他的學生佘偉先生點校瞭婺源《保龍全書》這本基礎史料,這才有瞭後續的《筆與灰的抉擇——婺源龍脈保衛戰》一文。

在撰寫《誰動瞭我的祖廟——楊幹院律政風雲》時,特別要感謝的是社科院的阿風老師。他不僅提供給我一系列基本材料,還與我討論很久,使我獲益匪淺。

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》的主要參考書是《後湖志》,這要歸功於南京的吳福林老先生。他以古稀之年,將深藏故紙堆中的《後湖志》整理點校出來,實在令人欽佩。《後湖志》版本稀少,存本質量差,裡面還有大量俗字、錯字、漏字,逐一校對是件極辛苦的工作。像這種冷門史料,即使校對出來,也鮮有人問津,做這件事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的。吳老先生在導讀裡如此說道:“我這個年齡的人已無意錢財,隻想踏踏實實地做些什麼,隻要有益於世,便於願足矣。”

除去他們之外,我還參考瞭海量的論文,篇幅所限,不能盡列。總之,我隻是站在學者們的肩上,沒有他們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的思考,我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這本書。

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